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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黄县目前已经变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地方，到处都是屯坑的百姓，这些百姓除了山东本土招募来的外，还有从京师地区来的，也有从南方来的，更有十多万是凤阳一战俘虏而来的陕西、河南、安徽的百姓。

　　这些百姓大多都种下了冬小麦和红薯，有的百姓来得晚，只能种春小麦和红薯，三百多万亩的土地，悉数种上了粮食。

　　靠近河流的地方架上了水车或铺上了灌渠，附近没有水源的土地则打好了灌井，水利方面十分完备。

　　百姓家中，大多都领养了许多鸡、鸭、鹅、猪、羊的崽子。可以想象，来年定然会有一个大丰收。

　　明末的生产已经非常萧条，粮食在各地都很缺乏，就算是南方，粮食产量已经开始缩减。

　　并不是说缺不缺耕地的问题，大明的耕地一点都不缺，真正缺的是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。

　　例如东南，最重要的就是水利，若无水利轻则无法灌溉，重则洪水泛滥。

　　朝廷不仅税收抵，而且偷税漏税多，贪污[***]多，特权阶级多，财政已经非常拮据了，自然没钱修水利。

　　有官员向朱由检提议治理东南水利，并言明其中的好处，但朱由检实在拿不出银子，只要问了一句：修缮水利可扰民否？

　　“……”

　　最终这项提议只能作罢，东南水利也得不到修缮。年年南方都有大涝、旱灾，没有水利的情况下，抗灾能力非常脆弱。

　　不仅是东南水利，到处的水利都已经失修。

　　例如黄河在万历以前，需要每年一小挑，三年一大挑，以清理河道中的淤泥，但现在已经没人做这事了。

　　黄河决口时常都有，着也注定了后来黄河又改道山东。

　　北方一带的情况则比南方严重许多倍，赵岩此次前往安徽、河南两地，所过之处大多荒芜，土地闲置无人耕种。

　　山东自万历到八年，经常发生天灾、兵乱，到现在全山东的人口已经十不存五。北直隶原本富庶，却因为天灾、满清掠夺，比山东更惨。

　　河南自然不用说了，蝗灾不断，从万历闹到崇祯，多则三五年一次，少则连年都闹，二年、三年连续闹了两年蝗灾，五年又闹了一次，七年蝗灾又起。

　　黄河一带的蝗灾可谓历史悠久，直到解放后才被彻底消除，不过后世虽然治理了黄河蝗灾，草原又跳出一个‘亚洲小车蝗’。

　　河南出了蝗灾，又被流贼两次攻入，更是把生产搅得一塌糊涂。

　　比河南更惨的则是陕西，这是流贼与官军的主战场，又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，生态环境又十分脆弱，大量的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。

　　其他省份虽然没这些地方惨，但水利失修导致抗灾能力极度脆弱，典吏又贪污不断，穷苦百姓很多同样吃不饱肚子。

　　再加上生产出的粮食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控，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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