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的卫国战争，在这漫长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，联盟其实是处在一种人治的状态下的。而相比起法治，人治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个人专断，无法可依，或是有法不依，并由此导致个人的权力不受限制，想怎么搞怎么搞，想整什么人就整什么人，同时，贪污腐败失控，等等等等。

　　再看如今的联盟，今天能够来参加全联盟党代会的人，都是从大清洗时期走过来的，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沾着点血，真正清白无辜的人并不是没有，但绝不是大多数。除此之外，能够坐到党代会会场的这些人，都可以看作是联盟如今的既得利益者，他们都是“干部决定一切”这句口号中所说的干部，因此，他们本身就享受着“人治”所带来的好处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千多与会的党代表们，不敢说所有人都不支持贝利亚想要搞的法制建设，但即便是有人支持他，支持者也绝对占不到多数，可以确定的是，不是那种真正大公无私、立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，恐怕是很难选择站到贝利亚一边的。

　　另外，真正大公无私、立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，又怎么会支持贝利亚去搞法制建设，这家伙可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席，是斯大林同志曾经的头号打手，他的脑门上是贴着反派标签的。支持这样一个反派去搞什么法制建设，那和与虎谋皮有什么两样？

　　所以，在维克托看来，尽管贝利亚搞了一场突然袭击，但他要想达到目的，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。

　　相对于贝利亚，维克托虽然也赞同联盟需要施行真正的法制建设，但法制建设的工作却不能在当前的局势下展开，因为就当下而言，联盟并没有一个称得上稳固的领导核心。

　　要在联盟搞法制建设，必然会出动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，由此，推动这项改革的人，必须牢牢掌控着联盟的核心领导地位，其必须在绝对掌控局势的前提下，来大力推动这项改革，从而将那些顽固的既得利益者清理出局。

　　而在如今的莫斯科，不管是马林科夫还是贝利亚，亦或是赫鲁晓夫，都没有能力牢牢掌控局势，他们还处在三方角力的状态下呢，因而，贝利亚早早的跳出来，在未经中央主席团批准的情况下，将法制建设的问题拿到全联盟党代会上去的讨论，其将要面对的局面，恐怕不会像他自己想象的那般乐观。

　　“所以我的看法是，在这个时候，必须将更多地关注放在那些威胁性更大的人身上，”迎着安德罗波夫的目光，维克托伸出手，用食指在那份文件上敲了敲，说道，“比如说文件中涉及到的这些人，我们要确保这些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足够安稳，不会试图以某种愚蠢的方式来改变局势。”

　　愚蠢的方式是什么，维克托并没有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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