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位面中强者对文明的领导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几乎从最低级的文明开始，每一次文明的晋级都对文明的强者数量进行了要求。

　　一般情况下，对错都是很容易分辨的，文明要进步，就需要劳动，就需要发展，就需要团结。困难的是坚持对错，确切的说是自己坚持对错。因为帮别人坚持对错是很容易的。

　　对社会科技无所求的强者，就是一个帮文明坚持对错的机制。而在地球历史上，随着国家越来越大，生产水平提高，人们的知识量提高。和普通人一样的帝王权威逐渐削弱。国家的凝聚力不再是帝王的权威，而是国家本身这个大集体的观念。一切伟大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，那是契合了这个国家向往未来的理念。

　　而这个位面，文明的领袖效应一直存在。帝王的权威没有减弱，随着每一级文明超级强者的实力强大，支撑起了更强的帝王权威。在这个权威下。国家一切矛盾被强压下来。整合资源向前发展。在更高的文明领袖不是皇帝，而直接是半神。权威拔高到神圣的地步。

　　而任迪之所以搞不出来陈儒想要的科技进步速度。（任迪搞得太快），也就是这个世界缺了一个皇帝。有能力做皇帝的任迪，不愿意做。或许说不愿意背叛。

　　这也就导致了眼下的情况，当没有强者站出来的时候，整个社会没有大集体观念，在应对灾难的时候，毫无站在一起团结的观念，几乎是散沙一片。

　　而地球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情况，一大群年轻人遇到这种情况绝不是各顾各的。大部分人会醒悟过来，必须团结起来推举一个大家公认头，快速度过这种困难时期。

　　外国人做实验，让三个中国孩子提小球出瓶的段子。侧面就是反应这种集体意识。。时间非常短，三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说出了“我最后提，你一他二”这句话。整个过程就快速结束了。而按照其他国家孩子的常态应该是争先恐后。只因为那个教育学家嘴碎，说了一句：“这个瓶子代表干井，出来慢了会淹死人。”这个前提条件，

　　对别的国家孩子说，那是在恐吓。对中国孩子说，那恐怕就是逼迫其团结了。因为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过程，这个历史过程非常惨痛，以至于教训沉淀在文化中。如果这个教育学家说：“先出来的有糖吃。”那么绝对是另一种结果。

　　任迪的一个分体，看着天空的犹如下雨一样的虫群囊肿，以及这个星球上混乱的场面，这个分体状态的任迪，脸上扭曲着。喃喃的说道：“错了，其实，我早该明白，这是错的。这场安排是错误的。对这个文明，无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这个文明拿起科技远超过了自己应有的时代。根本没有继续将科技推动下去的动力源，给科技是错的。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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