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管是经世致用也好，还是格物致知也好，实际早就在儒家文化中存在，也早就有人论述提倡、推行。

　　但是作为一个校训，大整旗鼓地倡导和落实到教学中去，这个岳麓书院属于首创，在当时首屈一指。

　　单就格物致知来说，毕竟纯理论的内容和做法多些，但是经世致用就不同了。

　　经世致用，实质上是把格物致知的东西，用来经营他们所面临的世界，也就是时间所有的一切！

　　凡是他们要做的事情，都需要经营！

　　所谓经营，就是用对这个世界的了解，来指导这个世界中各项事务的运行。

　　能不能运行成功，很大程度在于是不是按照规律去做，不按照规律，瞎干一气，自然是肯定失败。

　　但是，这里隐含一个前提，就是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是正确的。

　　而这个正确的规则是哪里来的呢，是格物致知的结果。

　　但是，谁能保证格物致知的结果就是正确的？

　　没有人！

　　甚至连这个结果是否正确，都无从得知.

　　所以，经世致用又是检验格物致知结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要想保证格物致知的正确，必须经过经世致用的严格检验。

　　因此，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原则，也在绝大多数场合被人们看作是毫不相干的原则，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！

　　进一步分析，就知道二者是互相依靠，互相提供服务的！

　　没有经世致用的需要和目的，格物致知就失去了他的意义。

　　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知道而去格物，那么这个原则就成了当事人的一个小小的宠物，其成败得失无人关心，对社会毫无影响。

　　因此，格物致知必须为社会所用，就是经世致用。

　　而经世致用如果没有格物致知结果的指导。就成了瞎子走路，没有目标，不知道如何行走。

　　没有目标的行为，简直连动物都不如。

　　动物的所有行动。还都离不开自然本性的驱动。

　　人的行为，没有明确的、合宜的目标，甚至别离了自然本性的约束。

　　哪怕造反的农民，也都给自己的造反行为找一些理由，何况更有理智的人。更何况最有理智的文人！

　　因此，这些人的一举一动，都必须有格物致知过程中得出的认识成果做为原则约束。

　　直接地说，经世致用必须后于格物致知；当然实践中，这是一个无限的循环过程。

　　因为这个关系，二者互为对方提供存在的根基，也为对方提供永不枯竭的活力！

　　而在具体推行经世致用方面，丁善庆和曾国藩互相支持，相得益彰！

　　对于曾国藩来说，治理国家。是最大的经世致用！是最富挑战性的经世致用！也是最敏感的经世致用！

　　这个方面弄得好，可以升官发财；弄得不好，就会倾家荡产，甚至人头落地！

　　对于曾国藩来说，他的生活就是如何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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